中国留学生:防疫非要搞成中美对立的竞赛吗

我的四川朋友王艺穆是怀俄明州立大学钢琴专业的研究生,3月份停课后所有的琴房也都关闭了,打乱了她的申博计划。虽然特别希望能回国,但没有航班的现实使她不得不暂时留下。最让她发愁的是,学校的许多人防护意识不高,一个月前,除了亚洲学生几乎没有人戴口罩。

我的四川朋友王艺穆是怀俄明州立大学钢琴专业的研究生,3月份停课后所有的琴房也都关闭了,打乱了她的申博计划。虽然特别希望能回国,但没有航班的现实使她不得不暂时留下。最让她发愁的是,学校的许多人防护意识不高,一个月前,除了亚洲学生几乎没有人戴口罩。

当被问到这场疫情如何影响她对中国和美国的看法,她说:“对于要么政策不到位,要么民众不配合的,缺少防护意识、轻视病毒传播强度和影响力的国家,我希望它们的状况早日好转,也希望它们能学到一些什么……比如为什么中国这个‘落后’的国家现在已经有能力控制疫情,而许多发达国家却出现大暴发?”

恐怕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都是这样去看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这样看虽然有一定原因,但可能忽略了重点。病例数和病亡率不应被当作一种权衡不同政府和社会、使它们互相对立的竞赛。当中国和西方都陷入困境,两者此时应放下互相指责和自吹自擂,彼此帮助,共渡难关。

我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就读大四。今年春节后,美国决定对中国实行旅行禁令,我赶在海关关闭的两个小时前入境美国。但我没有预料到,新冠病毒将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在美国大肆传播,感染情况看起来远远超过了中国,成为目前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同时,国内的情况趋于稳定。在去留的问题上,一些在美的中国留学生陷入了两难。

除此之外,随着疫情在全世界蔓延,许多中国同学对中国和美国的看法也在改变。“前期中文互联网对中国防疫方面的缺陷表达的愤怒和不满还是很多的,但是随着其他国家严重起来,大家一下子都发现原来我们还不算差,这些国家竟然还比我们做得差远了,”在欧柏林念大一的李同学说道。

“不过,这也更加反应了疫情是全世界的问题,说明大家的防疫系统都有问题,”她接着指出。“区别只在于谁问题更大、谁补救更及时而已。”我想,实情就是如此。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正面临着曾经中国也经历过的严峻挑战,然而把问题的表述简单地从“中国的”变为“美国”的或者“西方的”,是不准确的。怎么减少中美对立,共同抗疫?我们必须这样想问题,才能有出路。

欧柏林与全美大多数高校一样,在州政府关于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策出台后,迅速停了课,并计划远程完成下半学期。目前还有近225名学生被允许留校,其中有144名中国同学,学校继续为我们提供食宿。这期间我们在线上课,每周从中国超市预订生鲜蔬菜和零食,并和伙伴们一起做饭,教授们和教员已经减少了课业量,学校也为学生放松了评分政策以减压。

现在正处于期末考试阶段,然而一些国际学生并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要何去何从。尽管校长卡门·安伯(Carmen Amber)在邮件中表示,学校正在努力让学生秋季可以返校正常上课,没有人真正知道下个学期会发生什么。特别是学校餐厅有一位员工被检测确诊后,加上学校周围的病例也在增加,很多同学感到不安。

他们的想法,当然可以理解。在欧柏林,还有不少中国同学对于美国疫情的瞬间暴发和医疗资源的匮乏感到恐慌,有将近80名立即离开了学校,大部份回国了。但由于回国的航班几乎停飞,机票价格不断上涨,中国政府也无意撤侨,大多数中国学生只能暂时留校。国际旅行有安全风险,加上美国对中国的旅行禁令可能会使得持F1留学生身份的国际学生秋季难以返校。

虽然近期美国各地加强了保持社交距离等政策的实施力度,不少留学生仍然对美国医疗系统不信任,对美国民众的低防范意识和反华情绪感到害怕。特朗普、庞皮欧等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的做法让我们感到危险,它似乎激发出了反华行为和暴力事件。特朗普政府是全世界最“把这个病毒政治化”的人,欧柏林大三的任梓桦说,“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把这个病毒说成‘中国病毒’的都是支持特朗普的人。”

在我和同学、朋友以及家人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维护中国政权的声音要远远大于质疑声。他们的维护态度是基于中国政府如何对外建立自己抗疫领导者的形象,或者对内从上到下政策实施的高效率。虽然有同学提到了特朗普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等关于病毒出处“阴谋论”的荒谬,但在中国,外国人被禁止出入餐厅、商店和公园,甚至广州的一些黑人被赶出家、被迫露宿街头这样不人道的事情并未被提及。

“可能因为体制原因,这个时候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至少掌控性比美国强很多,无论是大面积的停工停学、政府支持、底下实施,还是群众意识。”现居新泽西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罗同学说。在她看来,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警示世界新冠病毒的严重性,可是其他国家都在“走老路”。原来,“美国年轻人觉得可以自愈,加上信息相互矛盾,大家都不当回事。就像哥大(3月)停课第二天天气特别好,结果外面就聚集了全市的人来野餐。”

中国在全球抗援助方面的贡献也得到了中国民众的认可,包括在留学生眼中。“中国政府和企业也正在给各国很多医疗物资上的支持,”任梓桦说。病毒无国界。现在注意力应该是放在全世界怎么联合起来对抗这个病毒。”

其实,留学生在中国和美国都被当作潜在病毒携带者。本应当合作抗疫的两国政府却互相对立,指责甚至仇视,使得留学生成为在这一场疫情中最为脆弱的群体之一。

外来病例输入被严格管控的背景下,海外留学生同样被中国国内不友好的声音所包围,发出这些声音的人认为留学生和外国人一样,会扰乱国内刚刚稳定下来的疫情,带来新的危机。这让我不禁感到心寒。无论是在中国常年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还是出国在外多年的留学生,都不应当被当作“罪魁祸首”而被歧视和惩罚。疾病是疾病,不应被当作攻击某一群体的“武器”,无论是不是为了宣泄也许早就存在的不满和仇恨。

然而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的宣传并不总是成功的。

在李文亮事件后,人们对于政府的愤慨如海啸般席卷网络世界。李文亮去世的那一天,我学习生物的朋友在餐桌上愤怒地对我说,她感到如鲁迅所说,学医救不了中国。我和家人在微信上也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只因为我的一个亲戚认为看到意大利政府封城米兰后民众的乱象,她感到可以原谅中国政府的行为。她认为我在国外无法亲眼所见中国政府在处理疫情上的高效率,比如方舱医院的迅速建成等,并认为意大利和美国疫情暴发后的混乱证明了民主体系的失败。我们更是对于“北美留学生日报”这样一个支持中国政府宣传的自媒体能否被当作可靠的新闻消息来源争吵不休。这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我接受西方教育后与70年代出生成长在中国本土环境下的亲人们的割裂。

作为一名在美学习政治专业的学生,人文情怀、自由主义与民主对我的熏陶可以说是我大学的主旋律。因而当我看到中国人一边呐喊自己在这场疫情中被歧视和暴力所伤害,一边把伤害和仇恨的矛头对准其他种族;当我看到爱国情怀在《人民日报》报道国外病例数和病亡率“反超了!”的过程中病变成一场对其他国家人民苦痛的无视和幸灾乐祸;当我发现政府对于“面子”的在乎建立在一轮轮的政治宣传,并驱逐许多驻华记者(虽然官方称是“对等措施”),我都无法控制地感到失望和无力。但这一切也许也是因为我一开始就对中国有着不切实际的期待。

谈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罗同学也认为,中国政府同样在宣扬国家间的对立。中国媒体的报道让她感到好多中国人沾沾自喜,似乎是觉得疫情在中国快过去了,反而对国外有一种嘲讽的态度。

“我觉得没必要,(疫情)是大家共同面对的严肃的事情,不管在哪都是让人非常难过的事情,没有必要在国家之间比较,而忽略了疾病本身的可怕,”罗同学说道。在疾病面前,大家应该是一起共同想办法抗疫。虽然每个政府有不同行为,导致不同结果,群众没必要嘲笑或者怨恨其他无辜的人。”

中国政府应当承担起一个大国的责任,正如它所宣传的那样。那意味着和美国政府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合作对抗疫情,而不是老跟美国白宫一样,互相指责,进行充满敌意的攻击。

除了外交关系,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的紧密连接影响着每一个人。这次疫情对于两国关系的影响可能会继续导致部分“脱钩”。过多的爱国主义和保护主义也会使得两国的社会经济各有损失。

谈到这是否会改变自身长期发展规划,几位同学则认为自身长期发展在中国还是美国和疫情关系未必那么大,而和中国国内就业市场和以后工作规划更相关。任梓桦认为要看具体产业。“比如想做中美文化交流,那肯定会受到影响。”

她还觉得,可能连任的特朗普会加重仇外倾向,这会对在美国生活造成一定心理压力,所以在哪里工作的话也要看下一任政府的政策。

Linda Zhu是欧柏林学院政治专业的大四学生,曾为校报The Oberlin Review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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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于: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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